吴晓波：中国很多著名的企业家，在他们的回忆录里，几乎都讲到自己的管理思想，曾零零碎碎地受到日本的影响。

比如张瑞敏曾说，当了厂长以后向谁学呢？向日本学习。人家问到他偶像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松下幸之助，这个偶像也几乎是1980年代中期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共同的偶像。海尔提出“日清日高”，就是说我每天清理自己的工作，每天有一点点提高，这很像日本企业的口号，在中国的制造公司中，海尔的管理水平是很高的，它有很多值得其他企业学习的经验，但就我感觉，这些经验基本都脱胎于松下、丰田、索尼等企业。

再例如华为的任正非，他曾去日本企业参观，发现那家企业的墙上挂着泰坦尼克号照片，就是警醒员工，公司随时可能会沉没。任正非就把这张画拿回来，贴在华为公司的墙上，激励员工要有忧患意识。

南方周末：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们在以谁为目标？

吴晓波：我感觉，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是全世界最像美国的一群人，1990年代以后，日本经济低迷期，而美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，如互联网、美国文化、迪士尼等，很适合中国快节奏的生活，还有美国的创新文化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年轻人，影响了一代企业家，包括中国的商业模式、公司制度。现在你从整个世界角度看，中国最像美国，除了政治体制以外，像公司架构、人的观念都很像美国。三十年的中国企业成长，简而言之可以说，前十五年是向日本学管理，后十五年向美国学战略。

两国历史中的相似

南方周末：被誉为“日本战略之父”的大前研一在其《ChinaImpact》书中提出，“中国已经觉醒”，并称“未来10年，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”，这样的预言是否正在实现？中国的崛起投影在企业身上，使其产生了哪些变化？除了输出“madeinChina”的商品，中国企业在管理上是否开始形成自己的理念与文化？

吴晓波：我更愿意把大前的话进行另外的理解，那就是，当世界以强国视中国之时，也是我们当反思应以怎样的强国心态来对待世界。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和通膨压力增大，以能源消耗和成本低下为主要特征的“中国制造”显然已行之不远。中国经济崛起三十年，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伟大历程，而迄今我们仍然没有出现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。中国企业家仍然难以摆脱焦躁心态，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久唤不出。在这方面，日本企业仍有众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

此外，我们还当以日本经济的成长经验为鉴。百年以来，这两个国家曾在三个时间点上处在同一个起点上，1870年前后，中国开始洋务运动，而日本进入明治维新，到1894年，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战败，两国国运出现分野。1945年，二战结束后，日本废墟一片，中国也百废待兴，前者很快开始经济重建，而后者则陷入了内战和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。今天是第三个交合点，中日均是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。有两张西方媒体的杂志封面，让我印象深刻，1989年，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影片公司，《新闻周刊》封面刊登了被收购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图标——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，穿上了日本和服。而去年5月，英国的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刊出一个很醒目的封面，它用的是好莱坞电影《金刚》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，不过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。前后18年的两个封面，让人很容易产生惊心的联想。日本与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，互为交错，颇可借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