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世界经理人学堂报道http://school.icxo.com讯，中日近三十年的交往中，最活跃的部分在企业界，日本企业管理理念为一代中国企业家所推崇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。这是一段激情、冲突、理性、拥抱、排斥等各种情绪激荡的三十年。
改革年代的对接
南方周末：尽管中日两国如此不同，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，这个邻居又在长时间内受到我们的追捧，就你观察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
吴晓波：是随着政治大门的打开而开始的。1978年第三次复出后，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发达国家就是日本，他见到了有“经营之神”之称的松下幸之助，据说，74岁的邓小平与83岁的松下幸之助谈得十分投机，松下公司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企业，非常地现代化，它的一条生产线从头到尾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种现代化比起中国国内的百废待兴来说，简直是天地差别，这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在邓的邀约下，松下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公司。
南方周末：归根结底，还是日本企业能解决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，即效率低下。
吴晓波：其实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。可以说，访问日本更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心。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，在改革初期，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效率不高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“我假装工作，你假装给我发工资”，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概括。而日本经验的核心是能解决效率问题，这和中国的需求相吻合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
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从“假装工作、假装生产”的国营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市场化企业，日本经验作用巨大，直到今天，还在影响着中国企业，特别是制造业。可以说日本经验是生根发芽了。
曾经的风靡
南方周末：早期学习日本是不是主要在技术方面，学习管理理念是后来的事？
吴晓波：不，是同时的。1980年代初期的日本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，全球都在学他们，甚至包括美国，哈佛学者傅高义出版的《日本第一》风靡全球。中国国门打开后，在松下的示范效应下，大量日本公司，如东芝、日立和索尼等相继进入中国，它们把数百条家电生产线向中国输出——这些生产线基本上都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，不过却很适合萌芽的中国市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制造业的再造从一开始就是全球产业梯级转移的结果，而影响最大的，是日本企业。随着生产线的引进，技术和管理思想也进来了，在整个1980年代，都是学习日本的时间点。中国消费市场的复兴以及市场型企业的出现，在两大领域内表现得最为突出，即食品饮料业和家用电器业，而家电业的崛起就是一个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经验的过程。
南方周末：松下幸之助一直被企业界当作偶像，他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的？
吴晓波：当时，他的很多书，在中国非常畅销，而且很多还是印制非常粗糙的盗版书。例如有一套《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》，就是中国出版商把他的很多思想擅自编撰起来的图书。松下式的管理理念很被中国企业家认同，因为他强调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分工，强调制度、细节和奉献，而这些无疑是为效率低下、人心涣散的中国企业对症下药。另外一个原因是松下的创业经历也在中国的企业家中获得了共鸣，学徒工出身的松下最早是一个发明家，他发明过自行车前面的小电灯。他很勤奋，他领导的企业从零开始，后来发展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。这让当时中国的企业家(准确地说是厂长、经理)们有心灵上的呼应，学徒工也能成为企业家，自己(当时的很多厂长、经理)也曾经是学徒工，没受过什么教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