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，杨洪青离开内蒙古，来到了心中非常向往的城市上海。在这个城市，他将完成自己本科的教育。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，毕业分配给很多人的梦想戴上了枷锁，对杨洪青来说，也丝毫没有例外。

毕业前，辅导员专门找杨洪青谈了一个晚上，告诉他留校的这个事实，尽管当时心里有诸多的不愿意 ，但这个决定是不能更改的，因为第二天学校就会公布这一届学生的分配方案。

当时，能够留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里，是很多学生想都不敢想的，可是这个看起来非常珍贵的留在上海的名额，在杨洪青的眼里却不是那么有吸引力。

在一个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年代里，杨洪青选择了既来之，则安之的做法。

做学生工作的二年时间里，他也试图去做一些创新，比如在学生的综合素质考评上，他制定了一些新的标准，当时热心筹划了很长时间，应用在学生身上，有区别，但区别也不大，整个过程对杨洪青来说，是让他兴奋的，但是这种兴奋感持续的时间很短，总体来说，整个事情收效甚微，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。

杨洪青还是很感谢那段经历的。那段时间，他认识了他现在公司的董事长，正是那段看似枯燥的工作经历，使得两个喜欢思考的人容易产生共鸣。

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，枯燥的学校生活使得杨洪青迫切地想离开，去学校以外的世界寻找自己适合的生活，但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生活，那时候的杨洪青也不知道。

此后，在一次次的放弃中，杨洪青调整着自己职业生涯的方向。

在互联网泡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2000年，杨洪青进入一个互联网公司做副总，让他记忆深刻的不是泡沫的排山倒海，而是与公司核心决策人理念不同带来的痛苦，他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利很微弱，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，尽管在那时，他已经预见到了短信将可能是未来互联网增值的一种方式。

管理理念的不同，促使杨洪青选择了离开。

“其实每一次离开的时候，都要放弃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有成就的职位，但我是一个喜欢梳理积淀的人，每当感觉到困惑的时候，我用离开的方式试图去解决自己遇到的困惑”，杨洪青如此告诉记者。

生活阐意的领悟

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杨洪青很幸运。

“社会很复杂，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变化，但是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，最稳定也最可靠的就是同学之情”，杨洪青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是有足够的依据的，就是他进入餐饮行业的5年时间，在这点上，他和董事长的同学之情经受住了利益的考验。

其实所有的看似稳固关系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利益前提，一旦离开了这个前提，人性的脆弱就暴露无遗，对此，杨洪青看得非常透彻。

就像杨洪青对记者描述的一部电影《One Million One Night》的剧情一样，电影说的是一个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，一个有钱人看上了一个在底层生活人士的太太，他的太太貌美如花，他们的感情也看似稳固，但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巨大的诱惑下开始崩溃，有钱人提出一个条件，100万美金换他太太的一个晚上，在本能地拒绝之后，夫妇两人为此都一夜无眠……

杨洪青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的人。闲暇的时候，他也会偶尔转念想想，如果当年不离开校园，他的人生际遇也许在另外一个领域里精彩，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假设。

他颇为喜欢形而上的思考，在大学同学毕业20年聚会上，他发现同学之间的差距非常大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距？

“其实人从一出生，先是受到父母(家庭)的影响，而后是学校教育对他的影响，再有就是社会的影响，这三种影响力对一个人的成长作用都很大，但都不是核心因素，核心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对这些影响的自我认知程度，个人的努力，这个力量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能取得多大的成就。”

这是杨洪青思考了20年得出的一个基本论断，他笑着告诉记者，目前这个想法还不是很成熟，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现在的杨洪青有所顿悟，做好工作是一种享受，就像玩游戏一样，通过若干程序和细节，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所以做什么，或者做好什么与所处的行业关系不大。

“我是一个被新的兴趣点领着走的人，这中间的开心和不开心都有过，能做到绝对开心的只有三种人，一是刚出生的婴儿，但他还不会表达；一是已经故去的人，他已经无法表达；另外一种就是天生智障的人，他们的一生都处于一种绝对快乐的状态，这些道理如果都想明白了，人生自然会呈现出一种好的状态”，这点上，杨洪青尤为自信。

这种蕴含哲意的领悟，对杨洪青来说，是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。